11月10日下午，由中国计量大学宗教中国化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宗教学研究生论坛在杭州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举行并获得圆满成功。本次研究生论坛设在第三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的第五分会场。在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中设立硕博会场，是宗教中国化研究院策划的将大型学术会议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本次入选参会的研究生论文与参会的专家学者论文一并收录在《第三届大运河佛教文化论文集》中，共收录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论文13篇，其中博士研究生论文6篇，硕士研究生论文7篇。整场会议由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祎担任评议人，中国计量大学硕士研究生谢凌俊担任主持人，参会同学围绕佛教文化、佛教文献、佛教思想、佛教戒律、宗教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会议在下午2点开始，谢凌俊同学隆重介绍了中国计量大学宗教中国化研究院与超山青莲寺，不仅对线上和线下参会的研究生表示热烈欢迎，也对省市区的民宗部门与佛教协会对于大运河沿岸高校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链接高质量学术资源、提供机会与平台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辛放、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祎、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陈轩冕、中国计量大学硕士研究生王鑫轲、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于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周到、中国计量大学硕士研究生谢凌俊、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董敏、中国计量大学硕士研究生潘吉、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天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郭俊实、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懿以及中国计量大学硕士研究生金子钰，参与会议并发言。
会议中，评议人刘祎对参会同学的论文主要观点依次进行了点评以及学术总结，主要意见如下：
辛放《说一切有部的视角下“心”和“心所”及其关系》对说一切有部的心及心所的关系做了细致的讨论，对有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说一切有部的思想体系中，“心”与“心所”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该学派对于认知活动的独特理解与分类。与瑜伽行派强调“心王”对“心所”的主导性不同，有部所提出的“心”与“心所”平等互为主体的关系，反映出一种更具整体性和分工协作的认知观。这种观点不仅为我们理解佛教心理学提供了基础，还展现了古代印度佛教哲学在分析意识及其构成要素上的细致与多样化。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有部将“心”与“心所”视为各自独立的认知要素，可以说是对人类心理活动的“模块化”理解。这一理论在解释复杂认知功能时，似乎更接近分布式处理模型，认为个体的认知现象不是单一主体控制的结果，而是多种功能协同作用的产物。这种观念不仅丰富了佛教的心识理论，也为现代心智哲学中的认知与功能关系提供了跨文化的参照。
刘祎《运河佛教下的华严禅思想研究》认为，中国大运河沿线产生了丰富的佛教文化，历代高僧依靠运河，在各地往来传播佛教思想，是华严禅思想的重要发源和传播的文化空间载体。本文从华严禅思潮的兴起、兴盛以及延续三个时期对华严禅进行历史脉络的梳理。首先，华严禅的兴起体现为华严宗的禅化，同时禅宗南宗吸收了华严学说，奠定禅学理论基础；其后形成的禅门五家多重视华严，对华严理事观有不同程度的运用；明末四大师的“禅教融合”延续了华严禅的思想主旨，华严更与佛教诸宗实现全方位的融合贯通。基于此，本文尝试对华严禅做一概括：华严禅指与禅宗相关的人物将华严思想作为理论模式或方法，运用它来诠释其教义与实践的一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种独特的佛教思想，表现为禅门对于华严宗理事方法的运用，显扬了华严宗“一多相即”“理事无碍”“六相圆融”“十玄门”等义理，体现于禅僧语录等禅典籍之中。总的来说，“华严禅”充满了中国式的佛教智慧，反映了禅宗寻求变革与复兴的努力，推动了佛教中国化在宗派佛教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陈轩冕《憨山德清〈大乘起信论直解”一心二门”思想研究》所讨论的 “一心二门”是佛教哲学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热点话题。憨山德清在《大乘起信论直解》中对“一心二门”思想的独特诠释，展现了他在明代佛教复兴背景下对经典的创新性理解。尽管德清的注释依赖于法藏的《义记》，但他并未简单沿用前人之见，而是在“一心二门”思想上提出了独到见解。这种解读突显了德清对“一心二门”在佛教认识论层面上的深刻见地，表现出对“心”的原始统一性与二分呈现的透彻理解，使《起信论》中的“心”理论更贴近明代佛教徒的认知方式。德清不仅强调了“一心”的整体性，更细致地阐述了心的认识和实践次第，以期对修行者的修证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德清对“一心二门”思想的分析为佛教经典的现代解读提供了重要启示，特别是在明代独特的宗教氛围中，这种诠释方式帮助后世更好地理解“大乘起信论”如何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服务于实践。
王鑫轲《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分律比丘戒本〉残卷研究》对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分律比丘戒本》残卷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重要经典在汉传佛教中的深厚渊源及其与运河沿线的密切关系。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系统普查，研究者不仅确认了《四分律比丘戒本》残片的数量和具体内容，还深入分析了这些残片的字体、行款和裂痕等特征，提出了重要的缀合和命名修正。这些细致的研究为理解唐代律学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研究表明，唐代的简体字已经开始使用，这一发现对汉字的演变和书写风格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于腾《运河大德憨山德清善巧方便实践探赜——以〈梦游集〉为中心》以著名运河佛教人物——憨山德清的实践为切入点，探讨了晚明佛教思想中的“善巧方便”概念，并对其在人间佛教复兴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憨山德清在佛教复兴运动中不仅重视般若智慧，同时强调了善巧方便的应用，这一做法展现出他对佛教入世精神的深刻理解。文章指出，憨山在《梦游集》中通过善巧的言教和人本化的实践路径，使佛教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从而满足了晚明社会对宗教心灵指引的需求。此举推动了佛教的普及化与人本化，影响深远。这一探索无疑为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呼应了现代宗教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语境下的适应性问题。在当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善巧方便的智慧，使佛教精神在人类生活与文化体系中自然融入，已然成为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周到《方法论的有神论：反思斯达克宗教理论的微观基础》为我们展现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通过对斯达克宗教理论中的“宗教委身”进行分析，揭示了其方法论中隐含的有神论倾向。斯达克的宗教理论以反世俗化为主旨，而其方法论却隐含了一种不对称的不可知论，实际上默认了有神论的框架。这种方法论有神论不只是工具性的，更渗透着基督教中心的形而上学，从而强化了宗教的内在真实性，然而，这种方法论带来的偏向性也显露出其理论上的局限。周到博士在文章中的分析也提示我们，在研究宗教现象时，应关注方法论潜在的哲学立场，以避免宗教中心化对其他信仰系统或世俗体系带来的隐性偏见。在继续推动宗教市场理论的过程中，如何在理论建构上实现公平的宗教多样性视角将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谢凌俊《“相”概念之研究》从历史与哲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相”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中的演变过程，论证非常细致，展示了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和佛教思想中的多重意义。从先秦到两汉时期，“相”与“象”的逐步融合，不仅是语言演变的结果，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身存在及其意义的探讨。董仲舒和王充赋予“相”的人生哲学意义，标志着这一概念开始超越单纯的表象，向深层的伦理与存在问题扩展。随着佛教的传入，特别是在汉末时期，“佛陀之相”与中国本土圣人之相的并列，显示了佛教思想如何在本土文化中扎根与发展。将“相”与修行和果位成就联系在一起，为后来的佛教修行提供了实质性的理论支撑，这不仅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使得“相”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复杂。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以及随后的摄论学派与地论学派的讨论，进一步深化了“相”的哲学探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通过对“相”的反思，揭示了形而上的理与相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对真理与表象的追求。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多个宗派围绕“相”展开的独特学说，充分展示了这一概念在宗教和哲学交汇处的重要性。总之，“相”这一概念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理解佛教教义与中国哲学的重要钥匙。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相”在不同宗派和文化背景下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后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如何重新审视与应用这一概念。
董敏《〈胜鬘经〉中的如来藏思想浅析》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胜鬘经》中的如来藏思想。如来藏思想作为佛教实体思想的一种变体，其核心在于与印度传统的“性寂”理念相结合，但又与婆罗门教的“梵我”有着显著区别。这一差异体现在如来藏的概念中，它并不具备外在的神性，而是内在于每个众生的自性之中。这一观点强调了众生自我觉悟的重要性，既为众生指明了成佛的愿景，也反映了对自身潜能的认知。在佛教的时间与空间观念中，如来藏思想的提出不仅强调了“万法皆空”的智慧，也体现了一种无始无终的存在状态。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使得“佛性”这一概念超越了简单的个体属性，变成了普遍的存在条件，强调了每个众生潜在的成佛可能。在《胜鬘经》中，如来藏的思想不仅是理论上的探讨，更在修行实践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指出了修行者应当如何看待自身与佛的关系，也为实际修行提供了指导方向。这种理论与修行的界限，使得如来藏思想在大乘佛教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解方式，推动了对佛教信仰与实践的深入思考。因此，通过本文对如来藏思想的分析，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胜鬘经》在大乘佛教中的定位，以及这一思想如何在信徒的修行中发挥作用。
潘吉《鉴真和尚与扬州大运河文化》围绕鉴真大师展开。鉴真大师东渡日本的历史，不仅是佛教传承的关键事件，也是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具有深远影响的跨海壮举。扬州大运河作为鉴真大师东渡的起点，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地，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印记。作为古代沟通南北的交通动脉，大运河沿线承载了丰富的商贸和文化交流。而扬州运河段的地理便利，为鉴真大师的多次东渡尝试提供了起航的条件，最终他将中国的佛教教义和文化带入日本，为奈良时代的日本佛教发展和文化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鉴真大师的事迹，也使大运河在佛教文化史中占据了独特地位。扬州作为东渡的发源地，不仅成为日后佛教信仰与交流的纽带，更见证了中日两国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深度互动。在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下，扬州大运河文化不仅是佛教传播的象征，也成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融的桥梁，展现了运河沿岸佛教文化的多元性和深厚底蕴。
徐天然《大运河古刹“吴江接待寺”略考》通过对吴江接待寺的考察，揭示了其作为“大运河佛教旅店”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吴江接待寺不仅为来往的商人和旅客提供了休憩之地，还在明代承担了佛教经典印刷的重要工作，对《嘉兴藏》的部分刻印起到了支撑作用。此外，该寺院在元、明、清各朝代均以公益为主，既参与了运河沿岸的商业活动，也承载了文化和教育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战时期，吴江接待寺还为流离失所的学生提供了避难所，这表明其作用已超出单纯的宗教范畴，成为战争时期的一处公益设施。文章不仅揭示了接待寺的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功能的延展，还从文化、经济与公益的多维度展示了运河沿岸佛教古刹对社会的贡献，这为大运河沿线宗教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郭俊实《比丘比丘尼具足戒的条目内容和其特色——以〈四分律〉中戒条为例》通过分析《四分律》的戒条内容，揭示了戒律在佛教信仰和实践中的核心作用。戒律不仅是信徒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更是在历史长河中维系佛教团体结构的重要基石。尤其在特定历史时期，戒律的地位甚至超越了世俗教育，成为道德和行为的根本规范。《四分律》中的具足戒条目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不仅帮助信徒明确什么是可行的行为和信仰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戒律的解读和实践也在不断演变。现代佛教徒在遵循传统戒律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将这些古老的规范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结合的挑战。这一研究不仅对佛教徒的个人修行具有指导意义，也提供了进一步探讨宗教规范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基础。通过深入研究《四分律》中的戒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戒律在当代佛教中的现实意义以及它在信徒精神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张懿《蕅益大师佛典解读中的“体相用”与“体宗用”》探讨了蕅益大师在解读佛教经典中对于“体相用”和“体宗用”范畴的运用及其“融合”思想的表达。蕅益大师“教演天台，行归净土”的宗旨反映了他将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方法作为佛典解读的核心策略，并在《大乘起信论》中深入运用了“体相用”的范畴分析。通过将《妙法莲华经》与《大乘起信论》两者的解读体系相结合，蕅益大师展示了佛学中的本体论“融合”策略——不仅赋予“体相用”和“体宗用”范畴更多的解经张力，还试图在天台宗框架下吸纳大乘佛教的思想精髓。
金子钰 《〈华严经·入法界品〉譬喻说法研究》通过对《华严经·入法界品》中譬喻说法的分析，为理解这部经典中的深层佛教思想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入法界品》不仅是《华严经》的总结部分，更是将诸多佛教教义浓缩于一体的篇章，其运用的大量譬喻不仅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佛教修行和觉悟的过程，还通过比喻和象征传达出宇宙观、人生观的广阔内涵。这种譬喻说法不仅仅是教义的解释手法，更是一种修行的引导方式，旨在帮助修行者在复杂的概念中找到直观的理解路径。通过对《入法界品》中譬喻的细致研究，本文为佛教教义的阐释提供了新思路，凸显了华严宗借助譬喻以深化修行和理解的重要性。此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华严经》的核心思想，尤其是佛教“无尽缘起”与“事事无碍”的境界。
闭幕式上，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杨维中教授，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民宗局局长胡建斌对本届研究生论坛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本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分论坛学术研讨会中，创新性地增设了硕博论坛，仅开往届先风，更搭建起一个更为年轻且多元化的佛教文化学术交流平台。硕博论坛的开设向博士生和硕士生提供了展示研究成果的机会，为培养年轻学术人才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有效壮大研究队伍，为大运河佛教文化研究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本届硕博研究生论坛还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日报、杭州日报、潮新闻、凤凰佛教、中国报道、中国网、浙江在线、浙江民宗公众号、浙江之声、文旅浙江、新华文化网、环球文化网、海峡网、大菩文化、中华网快讯、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家庭报强国号、新蓝网、中宏网、杭州网、潮评社、百家、搜狐号、网易号、今日头条等多家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深入报道。
